广西水产信息网

浅议几本我国渔业专业史(三)

余汉桂

(广西水产畜牧局530022)

张震东、杨金森两先生在学习前人海洋渔业史的基础上，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编写了《中国海洋渔业简史》一书。1983年4月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采用“以各种问题为经，以各个时代的发展状况为纬”的写法，分为概述、渔政设施、渔民、日本对我国渔业的侵略、传统渔业的渔船渔具、我国的机船渔业、水产资源和养殖品种、加工利用、水产教育和试验研究九章二十八节，另有“解放前出版的水产书刊”和“本书主要参考文献”两个附录。

本书在第一章的概述里使用当代语言和术语，着重叙述我国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各海区的地理位置、海况、渔场及鱼类资源。是谓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接着将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划分为新石器时代的贝类采拾、夏商周代沿海诸侯国的海洋捕捞、秦代至清代作为农业副业的海洋渔业、清末至全国解放前的群众海洋渔业和机轮渔业四个主要阶段。在新石器时代的发展阶段的叙述中，引用了较多新的发掘考古成果贝丘遗址及出土文物。秦代至清代是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主要阶段，本书以近海渔场的开发、渔业知识日益丰富、技术日臻完善、海水养殖已有初步基础四个方面来支持其论点。第三节从渔场开发，生产特点，渔民、渔船及捕获量三方面分述广东、福建、台湾、浙江、包括上海的江苏、山东、包括天津市的河北辽宁八个省的海洋渔业概况。第二章由渔业政策、税捐、渔盐政策三部分组成。渔业政策这一节从古代一直延伸到抗战结束后，写到八个方面的问题。例如明代罟棚制度，清末政商合一的渔业公司，虽然简约了些，但是问题提得集中突出而不似前人；抗战胜利后的渔政工作，联合国渔业善后物质的接受和分配以及第四章日本对我国渔业的侵略中第二第三节写进的内容，则属新的情况和史料。第五章占有较大的篇幅。例如第二节的渔具，将传统渔具按新的分法分为网具、钓具、杂具三大系列。网具系统又分为抄网、掩网、敷网、建网、刺网、围网、拖网七大类；钓具系列又分为竿钓、手钓、曳绳钓、延绳钓四大类；杂具系列又分为钩刺、迷陷、壶笼、耙具四大类。十五大类中的绝大多数都各有一级、二级甚至三级子目，然后作了综述并列表加以说明，使人一目了然。为了进一步加以说明，有的网具还举出典型例子，写进网具的结构和生产操作等项，附有结构图。第六章说的是我国走向渔业近代化的新兴的机船渔业。这种只在船具上改革的渔业生产，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东海的单船拖网。但经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由于我国近海渔场海水深度等原因，捕捞效果不如双拖。作者在叙述单拖到双拖之时，介绍了两种不同的网具结构作业装备并加绘附图，以及它在抗日战争前后、抗战胜利后各阶段曲折的历程。第七章的前三节写到了大小黄鱼、中华鲟和白鲟等，蟹类虾类的鱼虾蟹类；蚶类乌贼等11种软体动物和珍珠的捕捞(采集)生产。后一节以传统生产地作为重点，论述鱼贝类养殖和海藻生产。在加工利用这一章里，按加工产品的不同用途分成食用、药用和装饰三大类。在食用加工中写到了比较先进的罐头制造以及旧中国鱼类罐头制造业发展缓慢的原因。药用部分写到了9种鱼类、13种海藻、15种软体动物以及7种其他海洋生物的药用价值。人类将海洋生物中的贝壳、珊瑚、玳瑁、虾壳等制作装饰品是利用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装饰”这一节写到了编贝、螺钿两种贝饰，珍珠、玳瑁、珊瑚共四项饰物的制作及用途。其中提到发现于苏州的珍珠舍利宝幢的珍珠宝饰品和1980年台湾渔民捞起的一颗1.5m粉红色珊瑚两件被认定为世界罕见的瑰宝。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还有，本章还用了一个节专门写到作为商品交换使用的贝币，分析其用作货币的原因及其作用。

本书的最后一章有两个节，分别是水产教育和试验研究。“教育”部分介绍了全国九所水产大中专学校，其基本情况可与李、屈两先生所著之《中国渔业史》的第四章第二节至第六节参阅及相互补充。“试验研究”部分则是3个省立1个国立水产试验场所的设立及业务开展情况，则可与《中国渔业史》第三章第二至第五节参阅相互补充。

本书的内容涉及现代渔业的多个方面，虽说简单了些，但引用了不少最新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有关部分大都作了“上挂下连”的溯源，将现状与历史联系起来，各个问题有源有流，叙述井然有序，有着较强的可读性。体例上的选择，结构上的谋篇布局，内容上的剪裁取舍等方面都显示出编著者的匠心和智慧。文字上的驾驭也极见功底。如果硬要笔者不自量力妄加评议的话，那么只能提出无碍大局的几点来向张老先生讨教。其一，书中有好几处全文引用了法规、文档，所占篇幅不少。这样做既没有必要，也影响了编著者对思想观点的阐发。例如《渔业法》、《实业部渔业建设费征收暂行章程》、陈公博《四年从政录》、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接受联合国善后物资清单、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渔捞组制造组课程表等。其中的一些重要法规或史料，如有必要可作为附录；另一些史料倘有读者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之需，则可在引述该史料时加注来源和出处，为其提供查阅线索。两全其美。撰写论著的参考资料文献，通常都要列出，应该是论著的当然的附录，可不必作附录的专门标示。本书所列主要参考文献中笔者发现一些笔误，如《闽小记》的作者周亮工误为周公亮；《异鱼图赞》作者杨慎误为胡世安。《异鱼图赞补》及《异鱼赞闰集》两书的作者才是胡世安；《水族加恩簿》作者毛胜是吴越时人，误为宋代人。另列入的参考文献审慎不够。《水族加恩簿》一卷，不仅篇幅不大，而且属“诙谐雅谑”之游戏文字，学术价值并不高，却被列入“主要参考文献”；一万卷之多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的最大一部大型类书。分六个郬编，三十二个典，六千一百零九个部。渔业史料多集中在博物、经济两个郬编。编著者只列入书名，而不列入典名部名，未免过于笼统。不着边际的盲目查找，只能是事倍功半。另在正文中笔者也还偶见笔误，可能是印刷厂电脑输入时敲错键所致。例如本书第44页第10行“雕敝”之“雕”应为“凋”；第65页第15行“情形更遭”的“遭”应为“糟”；第95页第7行“蛋户”的“蛋”，以往写作“郠”或“蜒”，现在通常写作“郪”。第227页倒数第5行“训养”的“训”应作“驯”。其二，对民国期间我国水产学生物学界人士为水产科学所作的贡献评价不甚公允。该书第九章的第二节叙述的水产试验场(所)，只见机构的设立和计划的制订，纵然提到所做的工作也甚为简单。据笔者所知，这与事实有些出入。科技工作者除书中列出者外，他如林书颜、李象元也都不愧为当时其中的佼佼者。还有，本书未曾提到的1936年10月设立于广西桂平的广西鱼类养殖实验场及其颇丰的业绩。该场虽设立于广西，且为时不过五、六年光景，全场连同技工、勤杂人员在内也只有29人。在人力、物力、财力乏匮的情况下，工作卓有成效。创业敬业精神十分可嘉。它所做的工作对两广乃至全国的水产科学技术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至该书出版之时，我国渔业的发展与前代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本书叙述时间的下限只断于1949年就戛然而止。原本可以浓墨重彩加以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情况，没有为编者延伸下来。笔者为此而深感遗憾。当然，本书从收集整理资料到完成初稿，工作量很大，内中人深味其间的甘苦和艰辛。以张老先生当时已高的年事，尚能以他那刻苦奋进的精神，为我国渔业专业史、文化史华堂的构建添砖加瓦，无不令后学者肃然起敬，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

从筹备酝酿到完稿最后定稿，前后几经曲折、历时十年之久的《中国渔业史》，终于于1993年7月交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

也许是居于趁水产界老一代专家学者多还健在之机的考虑，积极努力地发掘整理我国渔业史料，已成为当时各行业编写专业史热背景下水产学界的当务之急。1982年11月经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水产学会学术与咨询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以联合广大渔业史研究工作者总结渔业历史遗产，促进渔业史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为渔业现代化作出贡献为旨的我国第一个全国性渔业史研究会，于1983年3月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的会议上宣告成立。它是中国水产学会下设的分科性学术组织，主要任务有开展渔业史研究和资料郟集整理工作，组织学术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和情报、开展与国际间渔业史学术交流等五项。组织出版《中国渔业史》及有关的学术书刊为其任务之一。会上还就大连水产学院草拟的《中国渔业史》(建国后部分)的编写提纲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此后通过研究会的活动，在全国组成一支热心渔史研究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队伍，扩大了活动的阵地，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为编写一套《中国渔业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6年5月，在浙江绍兴召开的渔业史研究会委员(扩大)会议，决定把研究会今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编写一套由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分册组成的《中国渔业史》和若干册水产专业史上来，还具体落实了《中国渔业史》的编写计划、进度、分工等事项，并对古代、近代两个分册的编写提纲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作了修改补充。要求各分册编写组至1987年年底写出初稿，以便在1988年内进行审议修改定稿成书。三个分册均按原计划完成初稿及统稿。据打印稿粗略统计三个分册总计约为121.16万字(不包括第三分册试写稿12.10万字)。其中第一分册(古代分册)10.81万字；第二分册(近代分册)55.16万字；第三分册(现代分册)55.20万字。此后“编委会”又于1987年5月、1988年11月分别在大连和广州召开了了汇报会和审稿会，最后将书稿交主编负责统稿总撰。时隔四年之后的1992年10月，在海南海口召开的全国渔业史志及渔政管理史学术研讨会上，全国渔业史研究会主任委员、《中国渔业史》主编之一的丛子明就《中国渔业史》编写进展情况作了介绍。其称，《中国渔业史》的编写数易其稿而终成其事即将付梓。主编之一的李挺对本书的编务做了说明。

九易春秋完成编著的《中国渔业史》以渔业自身发展的特点，除概论外，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原始渔业、传统渔业和现代渔业的诞生(史前时期至中华民国)；中编，现代渔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5年)；下编，古近代名人事要以及附录5个历史文件(见该书“编著说明”)。除概论及下编不计章节外，其余共10章63节。全书总字数约30万字，扣除下编29页约占总篇幅的8.6%约2.5万字后，纯史论部分约27.50万字。

本书属渔业专业史的通史。诚如本书编著说明所说，其中心内容是“总结渔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渔业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同生产方式下的技术概况，主要朝代包括官职、管理机构设置、水产教育、科学研究等的渔业政策，以及推动和影响渔业发展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全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批判地继承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对渔业发展史上的某些悬疑不盲从附和人云亦云，而是通过史料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总体思路来说，它贯彻了以古通今、薄古厚今、古为今用的原则，截取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渔业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若干个侧面作为切入点，在百多万字初稿的基础上，围绕中心有重点地安排章节。还把视角投向民国之前前人尚未触及之处，诸如金(锦)鱼的培育等为是。行文简洁明快，文字驾驭能力强，观点尚称鲜明，立论新颖有据且多有为人称道之处。书中将我国渔业发展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包括了现代渔业诞生及其以前的漫长的历史阶段。上编的5章26节即为其所述。“渔”之自成为“业”是“渔”的生产力提高，致使在社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后而进行社会生产分工的结果。在其第一章里，编著者把我国原始渔业的诞生，定位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笔者认为是准确的。本书的下编，以古近代名人事要56则加以必要的诠释说明作为史论的构成部分。这一体例乃是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中编的第十章，用了六个节次的篇幅论述台湾省1945年至1985年的渔业发展情况，十分难得，也值得珍视。

但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笔者冒大不韪、大不敬之嫌胡诌乱道几句，就正于包括编委会成员在内的专家、读者。

首先，作为一部有价值的史籍，有着存史、咨政、教化、诚信的多种功能。翔实可靠的史料，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可以说是科学性、可读性的重要条件。“翔实”是既详细又确实。本书在史料的可靠性方面当然无可挑剔，只是在“翔”方面还嫌欠缺。与初稿相比，本书的存史价值因此而降低。内容充实的“长”不应该是编著者和读者之所忌；相反地，要是过于简略了，难于满足读者深入理解或研究的需要，编著者或许在回顾之时也会因此而感到遗憾。要是上述两种情况摆在我这个读者的面前需作判断，我会毫不犹疑地选前而弃后。

其次，下编的设置虽说是一种尝试，但是，这种史料与史论游离的做法恐怕很难为读者所接受。笔者大胆进言，何不把这些史料有机地组织进有关章节，使之既充实了有关方面的内容，又充分利用了有限的篇幅。

其三，是内容和提法的问题。(1)“高潮”一词在书中作为标题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在上编第二章第三节“水产资源保护高潮和理论”；同一编第三章第六节“唐宋时期的渔文化高潮”；中编第六章第二节第四点“渔业高级合作社和渔业合作化高潮”。三处使用的都是它的比喻义。后者的“高潮”符合历史的实际，不作讨论。前两处的提法则有待商榷。《辞海》上说，高潮是“比喻事物在高度发展的阶段”。第一处所说是我国三代之时水产资源保护。诚然，当时的诸侯国十分重视水产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本书引证《逸周书》夏王朝建立不久制定的一项国策，说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保护渔业资源的法令”。到了周代也有与之相似或者说更为严密的政策法令。这些都是不错的。可是，当时我国的社会发展只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农奴制这个阶段，水产资源保护就已经是高度发展了的结论显得为时过早。笔者认为，当时对这个问题只能说是高度重视。至于渔业从属于农业后，渔业管理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只能看成是一种严重的失误。第二处的“高潮”是在“唐宋时期渔文化的高潮”的标题。这一节，编写提纲没有设置，初稿也没有安排撰写，是主编在统稿时补写进去的。以主编的观点来看，唐宋时期出现我国渔文化的高潮。立论的依据是许多文人名家纷纷以渔为题材，写下了大量诗、词、歌、画。这个判断似属不确。文中所举杜甫等人的五、七言绝句六首的例证也显得苍白无力。据辞书的解释，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说，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汪澍白先生在《文化与文明小议》(刊《百科知识》1990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5期摘)一文中，还特别指出“所谓狭义，大抵局限于精神文化”。照此类推，两种含义若加上渔业行业特点，我想大概就是渔文化了罢。据我所知，事业的建设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可以有高潮，而文化却是一个沉淀积累过程，很难从历史长河中拦住某一段认定它是高潮，也不能说某个时期出现过文化高潮，而只能说繁荣。退一步来说，唐宋期间，无论从渔业生产、管理、著作等各个方面亦即从精神、物质两类财富的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算不上什么高潮。事实恰好相反，当时的渔业文化的积渐其实还是十分浅薄的。生产上，淡水养殖在唐末才刚刚结束单养鲤鱼的沉闷局面；渔具渔法的改良倒是有不少进步；海水养殖几乎没有什么起色，成篇的渔业论著笔者知道的只是陆龟蒙、皮日休唱和的渔具诗。相比之下，比明清两代要逊色得多。(2)某些提法和做法还带有左的色彩。例如在中编的扉页用了一个页码抄录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先念关于渔业的论说。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书刊中，不敢说绝无仅有，但起码可以说为数甚少。当然，领袖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是能起到一定的或是积极或是消极的作用。领袖的言论、政党的施政纲领和决策，完全可以放到施予影响和作用的某个方面去论述。对于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旧政权涉及渔业的施政，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对它的功过是非进行考察评价。那种在“反动本质”大前提下的批判是没有说服力的。例如前面已经说到的，国民政府能在世界范围内较早地颁行《渔业法》等法规和一批规范性文件，管理机构的设立等项，确实是在渔业管理上做了一些工作，而本书对其并没有半句积极的评价。又如第五章第七节第三点民国政府的反侵渔之所以“不了了之”“变成了泡影”不应该看成媚外政策的结果。笔者之见，既然媚外，何必要炮艇“驱逐”，又何来“有声有势”的“反侵渔计划”。究其原因是政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致。虽然两者都是贬义词，但情节有所不同。这两个问题的表达，说明主编和编委们思想上还是受到某些禁锢。(3)有一些说法难于自圆。例如唐代禁吃鲤鱼的史实及由此得出的推论。既然考察了整个唐代的法律“均无此项明载”，如何又说“禁食鲤鱼问题是存在的”。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这个唯一的依据都已不复存在，凭何以禁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事实上在整个李唐王朝包括皇室成员都百无禁忌地大食其鲤，就连《酉阳杂俎》这本所谓食鲤要杖六十的书上，也明明白白的记载有食鲤之事。难道那些人竟敢“顶风作案”?(有关论述请参阅拙文《鱼类养殖对象的扩大与鱼苗装捞业的兴起》，刊1988年第二期《中国农史》)至于明清两代海洋渔业问题，在本书出版后的1998年第4期、2000年第3期《古今农业》曾分别发表过欧阳宗书、闵宗殿两先生颇有见地的文章，感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4)中华民国以前渔业发展阶段第三阶段的划分，现为秦汉至唐宋。本人认为，按渔业发展的实际，这个时期的下限宜划至元代；明清至中华民国作另一段较妥。(5)上编第五章第五节的渔业设施的“设施”，现在多指硬件，是否改为施政好些。(6)有些内容详略取舍失当，甚至有疏漏。一些论述先后顺序不对。之一，上编第五章第二节水产教育的初创，辽宁的省级高级水产学校，只有“学校设于营口。”一句，就再也没有下文，而初级学校却写了三间，且每间尚有平均4行的记述；同一章的第七节沙俄侵渔，文中说了私订的43个之多的合同后，还将具体情况用了将近2个页码表列出来；之二，上编第四章第二节捕捞、养殖、加工的进步和特点之(四)的河道养鱼，应放在之(三)的鱼病防治之前。之三，第72—73页郪人的分布，只提到在珠江口一带。事实是，从魏晋南北朝起，北播长江三峡，西延云贵湘，南及五岭。仅五岭之南就在川滇交界，经越南而达两粤、东南沿海，伸展于闽粤浙呈一弧线形分布，地域极广。此“郪”也非彼“蛋”；之四，上编第四章第三节第三点北部湾(东京湾)渔业只写北海。其实，当时整个粤西海区连同海南，除在沿岸从事浅海渔业外，作业海域已延伸至靠近越南海岸一侧行拖网渔业，产量在广东海产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第88页的科学试验的起步这一节里，基本上没有业绩来说明起步之所在。关及两广甚至福建、南洋、台湾等地淡水养殖业和广西农村经济的鱼苗业，民国时期曾进行过三次调查。同是省级的广西鱼类养殖实验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水产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本书只字未提，令人匪夷所思；抗战胜利后，战败国的日本也还在明目张胆地侵犯我国渔业权益，本书未见提及。中编第七章第七节日、朝、越、苏渔业交往中越友好关系发展，缺了1958年中国派出专家到越南北方进行水产建设规划的国家级的往来，且不说两广与它省际间的友好往来。之五，现今的科学研究已趋向多学科的交叉，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成果交流有益无害，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于范蠡养鱼经的“著作权”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初，笔者就为此事曾两次致书向《齐民要术校释》一书的校释者、我国著名的古农史专家、南京农大教授缪启愉先生讨教。缪先生热情作答。教诲说，所谓范蠡的养鱼经是汉代人的伪托之作，主要根据是文中的“钱”系汉代币制。我在试写稿中加上了“被伪托的”的定语，讨论时遭到否定。分组会上又有一位老专家反复强调：养鱼经为范蠡所作这一观点不能动摇。由此可见，看法上存在分歧。本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自然是在“不能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书虽然已经出版，但是我依然认为还值得商讨。水产学界是否可以同从事古农史研究的专家通力合作，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全文完)